加快提升创新教育质量是我国大学体系由大转强的重中之重

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要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体系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升级并非易事。从“钱学森之问”到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强，高校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未能及时适应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个长周期、系统性的工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尽管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很难完全靠“教”出来，但错误或过时的教育方式及制度很可能会“扼杀”人的创造力，进而影响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问题，从转变教育方式入手，找准新时期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由大转强的新阶段，但发展质量并不高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过去数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的扩张与转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从1999年高校扩招至今，在校生规模翻了两番多。2016年，各类高校在学总规模达3699万人（其中本科在校生突破1613万），全球占比达20%，居全球第一。同期，普通高校数量从2000年的1041个增加至2016年的2596个。高校毛入学率已达42.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伴随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我国高校分层、分类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2005—2015年十年间，本科累计毕业生达到2853万人，本科毕业生占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比例从22%增加到47.2%，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2017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对全球科学家和高技能人员的贡献率较大，OECD预计2030年将达到37%。究其原因，这得益于我国有相当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完成了STEM科目的学习（2013年就达40%），而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均不足三分之一。

尽管数十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卓著，但与许多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大学体系“大而不强”的问题还很突出。《世界竞争力年鉴（2017—2018）》显示，尽管我国国家竞争力综合排名为第27位、创新指数排名为第28位，但高等教育指数排名仅第47位。与美国（第3位）、德国（第15位）、英国（第20位）、日本（第23位）等发达国家相比有显著差距。从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来看，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还不够契合。一方面，人才队伍的“顶天立地”结构尚未形成，不仅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等高端人才数量偏少，产业高技能人才规模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加剧。世界银行的研究（2018）显示，201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半年内）失业率约8%，25%的毕业生薪水低于农民工平均工资，30%的职业类型属于低技能（不需要大学文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大学教育回报率面临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教育质量的提升并未与规模扩张实现同步，特别是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严重不足。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面向创新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不足。

教育方式转变滞后、创新人才培养不足，成为亟待补齐的关键短板

第一，教育教学方法落后，学生评价考核方式单一。

一方面，实践性、互动式教学发展不足，课堂教学仍以知识灌输为主，重视知识性学习而非探索性学习。多数院校的教学方法仍以讲授为主，学生自我体验、自主学习、自由创造的环境还不具备；实践教学也被不同程度地削弱，学生被动实践成分多，主动实践成分太少。教学方式过分强调知识传授和知识记忆、不注重方法论和创造力培养。另一方面，学生考核评价方式单一，重结果、轻过程。多数考核内容整齐划一，不仅缺少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内容体系，评价方式也相对单一，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第二，课程体系质量不高，通识教育发展不足。

一方面，专业核心课程数量偏多，但讲授深度不够。理论课太多、方法论课程太少。必修课多以大班教学为主，有利于启发式、研讨式教学的小班选修课却太少。专业课程内容及教材编写的动态更新滞后，相比于教学科研仪器的大投入，偏软性的新课程开发资源投入很有限。另一方面，模块化的通识教育发展不足，特别与专业教育融合不够。多数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少，开课资源不够，很多时候成为一种“点缀”。各校开课能力差距也较大，与国际同行相比差距更大。已有的课程体系较多还停留在传统的素质教育层面，教学质量标准不健全。关键原因是通识教育未能有效融入专业教育体系内，引发了不少“短期功利主义”。

第三，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跨学校交叉培养不足。

一方面，跨学科、跨专业（包括辅修）以及多学科交叉的育人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少数高校有了一些探索，如允许学生推迟专业选择或选择多个专业等。但整体而言，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过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未能真正建立。加上学分制改革尚不到位，学生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受限，导致了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的教学改革难以落地。另一方面，对个性化培养关注不够，“因材施教”未能有效落地。如，对一个专业的所有学生制定统一的培养方案、课程计划及教学方法，不利于完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推广，也不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教育理念。

第四，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创新不足。

我国高校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总体上还是以平面、实体教学为主，信息技术手段的利用很有限。除了对数字化教育的研究和投入不够外，相配套的教学管理制度也未建立。研究预测未来数年内，在线或移动学习、自适应学习、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翻转课堂、虚拟教学、智慧教室、创造空间等新技术、新形态将在全球大学体系中普遍出现。如何利用好新技术、整合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平衡线上与线下教育，最大限度保证教育形态的弹性，将是我国高校长期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第五，教师队伍投入创新教育的动力和能力都不够。

一方面，教师的绩效评价体系失衡，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投入创新教育的积极性。面向教师育人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评价考核力度不强，教学对于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影响有限。一些高校甚至将科研与教学割裂开来，对科研业绩与教学质量“厚此薄彼”。同时，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大多过于简单，对教学方法创新、学生反馈及培养质量等因素重视不够。实际上，重科研本身没有错，关键是不能“轻教学”。另一方面，适应创新教育诉求的高素质、多元化教师队伍发展不足，选拔培训机制不健全。如，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中的主要挑战就是缺乏专业的创业教师或授课老师缺乏实践经验，高素质创业导师数量十分有限。同时，现有教师队伍的选拔与培训机制不健全，影响了高水平师资的源头质量。

第六，不尽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导向及评价体系亟待调整、优化。

作为“指挥棒”，若质量评价体系不合理，将直接影响教育方式转型、扭曲培养方式。现有的相关质量评价体系中，评价重点相对强调学科建设、科研成果等方面，未将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摆到首要位置——这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切。原因有三：一是考核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大多是硬指标、可比性强，而考核人才培养的指标偏软、指标碎片化，很难有效反映实际效果。二是量化指标多、定性指标少——但创新型人才培养水平本身很难用量化指标来衡量。三是高校主体责任、质量意识和质量文化还有待加强。由于评价结果会影响办学资源和生源质量，还容易引发大学间的低水平竞争，甚至是“唯标签、争标签”，助长一些高校质量改进的短视化倾向，不利于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合理定位、办出特色。政策固化不仅加大了不同高校间的身份差异，还降低了整个高教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

以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口，加快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教育不只是提供人的就业和职业生活技能，还要发展人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结合当前实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谋求突破。

一是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口，重点推动教学方式、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及配套制度的改革。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力求面向全体、融合专业、强化实践、个性培养，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贯穿到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如，适当减少核心课数量，增加课程结构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给学生更多学习自主权。加大弹性学制改革力度、推进学期制度改革，鼓励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做好存量升级、增量优化、余量消减。同时，应尽可能突破以往教学改革的局限性，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一体化综合改革入手，把创新创业教育引向深入。要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生态，健全校企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及时转化为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内容。

二是推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适应数字化转型下的人才培养新需求。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课堂教学、教育管理中的深度应用，积极探索智能化、低成本、个性化的教育方式，鼓励发展“互联网+教育”的新业态。增强教师的数字教学素养，推动翻转课堂、泛在学习、混合教学等方式在众创空间、多学科融合学习、创客教育等新模式中的应用。加快完善慕课学分跨校认定、标准体系建设等配套制度，主动引入社会化力量参与高校教育创新。

三是激发教师积极性，支持提升创新教育能力。进一步明确全体教师参与创新教育的职责，鼓励分类管理，深入改进绩效及职称评价体系。加强对教学业绩的考核，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中施行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切实加大对创新教育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从制度上确保教学与科研是同等重要的评价依据，并继续强化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加快完善高校教师的教学培训和教学发展制度，完善高校与产业间人才流动机制，改革选拔任用机制，提高源头质量。

四是从根本上改进高校质量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生态。全面改进高校的质量评价体系是落实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重中之重。应把人才培养水平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凸显以学生为中心、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改善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要调整过度数量化、短期化、碎片化的考核指标，及时纳入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标准。摒弃不合理的“一刀切”“贴标签”管理方式，优化分类管理，鼓励不同办学模式的有序竞争。强化督导评估的作用，引导不同高校在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努力改善高校管理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的育人生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

“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及引进机制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马名杰

课题协调人：田杰棠

课题组成员：沈恒超戴建军杨超熊鸿儒王明辉张鑫罗涛李忠